作为2025年末收视黑马，《老舅》凭借扎实的年代质感和鲜活的人物群像，一度让观众沉浸在东北下岗潮背景下的市井悲欢中。无论是国营老厂车间里的机器轰鸣，还是家属院门口的烟火缭绕，都精准复刻了九十年代的时代印记，主角崔国明的奋斗历程更是引发了无数观众的共鸣。然而，18集炒邮票剧情的上线，却让这部剧的口碑遭遇滑铁卢，豆瓣评分从8.2分骤降至6.5分，弹幕和评论区满是“人设崩塌”“主角降智”的吐槽。核心争议点在于：这段剧情彻底颠覆了主角崔国明此前建立的高智商人设，完成了一次生硬又致命的“降智”操作，让前期积累的角色魅力和剧情可信度瞬间崩塌。
剧作前期，崔国明的人设极具说服力：哈工大高材生的背景，让他自带理性思维和学习能力，对时代趋势有着远超常人的敏锐洞察。在全厂职工还沉浸在“铁饭碗”的安稳中时，他就已经察觉到国营老厂的体制弊端，精准预判了下岗潮的到来。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，他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主动探索多条出路：先是钻研变速自行车专利，试图通过技术创新打开市场；随后又涉足边境贸易，顶着严寒和风险往返于中俄边境寻找商机。这些情节不仅展现了他的魄力与智慧，更凸显了他“稳中求进”的行事风格——即便尝试新领域，也始终保留着基本的风险意识，从未做出过孤注一掷的冲动决策。这样一个兼具专业素养、时代洞察力和风险意识的角色，本应具备对投机行为的基本警惕和判断能力。但在炒邮票剧情中，他却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理性，化身毫无理智的赌徒，不仅毫不犹豫地掏空家里辛苦攒下的二十多万存款，还不顾妻子的苦苦劝阻，通过亲戚朋友多方拆借，背负起五十万的巨额外债，一门心思重仓邮票市场，完全背离了人物此前建立的核心特质。
更让观众无法接受的是，这种“降智”并非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合理试错，而是为了制造悲剧冲突的强行设定。九十年代的邮票炒作浪潮虽真实存在，但当时的市场生态有着明确的边界，真正陷入疯狂的大多是信息闭塞、缺乏认知的普通民众，或是急于翻身的底层群体。稍有见识的人都清楚，邮票本质上是可批量加印的印刷品，其价值完全依赖市场炒作形成的泡沫，根本不具备稀缺性资产的炒作基础。而崔国明作为经历过市场历练、见过风浪的“弄潮儿”，此前在边境贸易中也遭遇过骗局、踩过坑，按常理来说，他对这种“低门槛、高回报”的投机项目理应更加谨慎，甚至会主动规避。但剧情中，他不仅对邮票市场的泡沫视而不见，还对身边人“邮票炒作不可靠”的提醒充耳不闻，一门心思认定“炒邮票能快速发家”，这种违背人物过往经历和认知水平的行为，让前期积累的角色魅力荡然无存。更离谱的是，剧中为了强化他的“降智”，还刻意安排他拒绝了此前一直看好的服装批发项目，转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邮票炒作中，进一步放大了人物行为的不合理性。
当剧情为了推进悲剧而牺牲人设逻辑，伤害的是观众的共情基础和对剧情的信任。崔国明炒邮票失败后，不仅家里的存款血本无归，巨额外债更是压得全家喘不过气，妻子李小珍因长期焦虑、精神恍惚，最终在过马路时遭遇车祸，一个原本温馨的家庭瞬间破碎。这段悲剧情节本应引发观众对时代洪流中个人命运的感慨，对主角的遭遇产生怜悯与共情，但由于主角此前行为的不合理性，这份悲剧感被大幅稀释，反而让不少观众产生“自作自受”的割裂感，弹幕中“要是不炒邮票就不会这样”“自己作死怪谁”的评论比比皆是。《老舅》的口碑滑坡，本质上是剧作在追求戏剧冲突时，放弃了对人物塑造的坚守，将主角变成了推动剧情的工具人。对于一部以人物成长和时代叙事为核心的年代剧而言，人物逻辑的完整性远比刻意的悲剧冲突更重要，一旦核心人设崩塌，再精良的服化道和再真挚的演技，也难以挽回观众的信任。
